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前后
李德生
一
在某一阶段，毛主席在剖析国际局势时，偏爱引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成语。可以明确，自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起，直至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党内部的斗争形势恰似一场风雨将至，风云变幻。
毛泽东同志指出，庐山之役实质上是两个领导集团的较量，是一场关乎路线的斗争。一方面，他强调：“对林彪，我们还需给予保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那些犯了路线和方向错误的人，即使改正也相当困难。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路线和原则问题，他始终坚持不懈，绝不妥协。在庐山会议中，林彪的阴谋被揭露后，他不仅未进行自我批评，因为他意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哪里还谈得上检讨？一旦他退让，就会导致全面崩溃和军队的覆灭。双方因此展开了一场愈发激烈的生死较量。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身处这样的环境，我宛如置身于三江交汇处的汹涌激流之中。虽加入了三人小组，却不得不面对审查陈伯达时绕不开的林彪问题。在军委办事组，我需贯彻执行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同时亦需与黄、吴、李、邱等人共事。“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然而我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惊涛骇浪，更有暗礁急流。正所谓：斗争永无止境，关键在于坚守原则。
自庐山会议落幕之际，中央要求吴法宪等人就庐山事件提交书面检讨。自1970年9月、10月起，直至1971年3月，他们陆续完成了检讨报告的撰写。
毛主席审阅了他们的自查报告，随即多次进行了批评。在1970年10月14日针对吴法宪的书面检查，毛主席批示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竟何以如此缺失光明磊落的气魄？寥寥数人发起挑战，竟试图蒙骗两百余名中央委员，这在我国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办事组各位同志（除去个别人如李德生之外）似乎忘记了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和林彪同志的报告，如今又故技重施，将‘天才问题’作为借口。”
10月15日，毛主席在审阅叶群的书面检讨时强调，“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全局的关键所在。”他批评叶群存在“只爱吹嘘而不愿批评，热衷于听取未经证实的消息，难以经受考验”的倾向，并指出“一种错误掩盖了另一种错误”，“一旦成为中央委员，便自鸣得意，有妄自尊大的趋势”。“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正在审查的陈之外，所有受影响者均适用此原则”。
此段落所阐述的政策，乃毛主席彼时确立的指导理念，旨在促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转换失败】：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方面和个人崇拜现象作了分析，并且说：“什么‘四个伟大’（即林彪提出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这个谈话，在一定范围内作了传达，明显批评了林彪。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与此同时，毛主席愤慨地指出：“若不将人民大会堂中的‘语录’全部撤除，我将不再踏入此地。”他特指派我负责处理此事。在周总理的悉心指导下，我与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仁齐心协力，妥善完成了任务。随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处理结果。此后，我提出建议，京西宾馆也应效仿人民大会堂，全面撤除毛主席语录。
二
是否还会继续负责总政的工作？毛主席明确回应：当然要负责，但应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北京军区，确保工作重心在北京军区，同时兼顾总政事务。他再次强调，总政的重点是做好“承办批转”工作。毛主席还详细介绍了总政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历任总政主任的情况。最后，他告诉我：先参加华北会议，待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公布后，便正式上任。
照办。
为确保批评的深刻与真诚，以促进团结为最终目标，我提议邀请李德生和纪登奎两位同志参与此次会议。
永胜与作鹏理应与德生、登奎一同出席华北的会议。
此次会议在全军范围内肩负着举足轻重的使命，旨在推动我军作风实现规范化转型。同时，针对存在的两项沉重负担以及傲慢自满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切实的纠治与改进（所谓两项负担，即指当时部队中弥漫的“战功显赫”、“支援地方建设有功”所引发的骄傲心态）。
在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期间，中央召开了一场华北会议，会议的重点是对陈伯达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军委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尽管持续了一个月，但并未对陈伯达进行批判，黄、吴、叶、李、邱等人也未进行自我检讨。鉴于此，中央决定让参加军委座谈会的百余人一同参与华北会议。原本江青并未被列入华北会议的议程，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也未指派她参与会议活动。然而，她却在某日擅自与会并发表讲话，其内容并非主要针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大谈华北山头主义，此举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到了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全面揭露和批判了陈伯达，并对后续的批陈整风工作进行了部署。同时，中央宣布了人事任命：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担任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担任第二政治委员。谢富治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担任第二书记（1972年10月升任第一书记），纪登奎担任第三书记。
自华北会议落幕以来，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教育，并要求他们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此同时，中央计划于四月举办批陈整风汇报会。
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即将召开的前夕，1971年三月下旬，应毛主席挽救林彪之愿，周总理亲自率领我与黄、吴、李、邱一同前往北戴河，向副主席汇报批陈整风的具体进展，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期盼他在四月份的汇报会上能发表数言。我坐在一旁，倾听周总理那既严肃又充满感情的谈话，深受触动。我凝视着林彪的面庞，他那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无法窥探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终于，他以平和的态度对黄、吴、李、邱四人说：“犯了错误就要认真检讨。”然而，他并未提及自己有何错误，承担何种责任。他还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明显对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表现出不愿的态度。当时，我们哪里能料到，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儿子林立果正秘密在上海策划一场反革命政变的阴谋——《“571工程”纪要》。谈话陷入尴尬的冷场，周总理随后起身告辞。
李作鹏、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
返抵北京后，周总理即刻引领我们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形。毛主席在听完汇报后，面带严肃，指着黄、吴、李、邱等人，语气沉重地指出：“你们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是自行跃下，还是被人推落，抑或有人拉住，这一切都在于你们自己。能否被拉回，全凭你们的选择！”显而易见，毛主席对于林彪的作为极感不满。
三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深入交流了批陈整风的相关经验，并进一步揭露了陈伯达的种种罪行。同时，对陈伯达及其同伙在庐山散播的诸多不实言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黄、吴、叶、李、邱等人书面检讨的批示，并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与指导。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路线方向上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毛主席要求他们严格遵循他的教诲，切实履行承诺，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
“事关大局，秉持公心，不应避嫌。我历来主张，同志之间如有分歧、存在疑问，应耐心商议，积极开展谈心活动，避免急躁，亦不宜拖延。工作中若遇到难题，中央会提供帮助，终将得以解决。”这段话后来被引申为“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成为解决各地区和单位问题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4月29日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落幕之际，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他强调：“面对同志间存在的不同看法和些许隔阂，我们均应遵循毛主席的教诲，着眼于大局，摒弃对琐事的斤斤计较。毛主席曾言，‘关乎大局之事，应以公心为重，切勿回避嫌疑’。无论是协助解决问题者，还是当事人，均不应有所回避。毛主席提出的解决方案包含两点，即‘不宜急躁，亦不可拖延过久’。简言之，我们应耐心协商，积极进行谈心交流。”
【转换失败】：从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至1971年4月批陈整风汇报会，历时七个多月，林彪对庐山他带头掀起的这场政治风波不作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我们在林彪叛逃以后查获的罪行材料证明，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直接指挥着加紧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活动。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为响应林彪策划的反革命政变，吴法宪迅速展开了舆论与组织上的双重筹备。他迅速提拔参军不过两年的林彪之子林立果，赋予其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更非法赋予林立果对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绝对权力；同时，对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大肆吹捧，称之为“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借此职权，招募了一批骨干分子，组建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反革命别动队，成为林彪筹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关键力量。
在中央即将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前夕，依循林彪的命令，由林立果领导的“联合舰队”精心研究并制订了旨在颠覆政权的《“571工程”纪要》。随后，一场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应运而生，该会议由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原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原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共同参与，旨在对实施《“571工程”纪要》中所提出的反革命政变计划进行组织层面的筹备与职责划分。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之际，林立果、周宇驰等一干人马匿迹上海的秘密据点，密谋着斗争局势。他们认为林彪已丧失了毛主席的信赖，提出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的策略，意图在政治上采取守势，军事上先行发动攻势。他们计划“加速”、“提前”实施“571”反革命政变，进而展开了一系列蓄意谋害毛主席、预备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丑恶勾当。
四
毛主席凭借对大量揭露和掌握的材料的分析，明确指出，与林彪的这场斗争远未画上句号，他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决不妥协。在北京，毛主席以多种方式对中央政治局成员不断进行提醒；1971年8月中旬，他决定南下视察，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实情，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好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委派周恩来总理，带领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等一行，于1971年8月16日重返北戴河，与林彪进行会面（而我当时正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在此次会晤中，周总理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于“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召开四届人大，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也不相信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队之下还有师、团，以及各级司、政、后勤机关，你若调动军队为非作歹，他们会听从你的指挥吗？”
毛主席南巡期间，屡次挫败了林彪集团图谋的不轨行径，转危为安。9月12日，在返京的途中，他特地指示汪东兴通知我及纪登奎、吴德、吴忠四位同志，于丰台车站会面并交谈。那日午时，接到电话后，我即刻前往丰台。午后一点多，我们在丰台火车站的专列上与毛主席相见，汪东兴亦同在座。传闻毛主席巡视途中，若在白日返京，于丰台站停靠实属罕见。
毛主席进行了一次漫长的南巡之旅，尽管旅途劳顿，且心系处理林彪集团的重事，但在我眼中，他的精神状态极佳，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风趣幽默。他首先询问了我近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经历，并关切地了解他们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反应。在我阐述完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后，毛主席微笑着说道：“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听闻此言，大家不禁相视而笑。
毛主席随即将话题转向此次接见的重心。他强调道：“我们的根本原则在于，路线的正确与否才是决定性的。人众和枪多并不能取代正确的路线。只要路线正确，一切皆有可能；而一旦路线偏离，即便拥有一切，也将付诸东流。路线如同纲举，纲举则目张。”
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后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万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的事还没有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这时毛主席掉过脸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要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林彪他们不把“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在庐山，他就了解到这一情况，毛主席当时就对我说：“你向他们要呀！”这次又重提此事，我领会是毛主席再一次提醒我，同林彪他们的斗争还没有完。
最终，毛主席亲自向我交代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将三十八军的一个师调往南口。在当时，这无疑是一项极为关键的军事安排。毛主席已对林彪一伙可能发动的武装政变的最坏情况进行了全面预估。在下午三点多钟的谈话结束后，我们离开了毛主席的专列。我和纪登奎同志立刻赶往北京军区，与陈先瑞政委等领导同志共同商讨并部署了三十八军一个师的调动事宜。
主席洞悉先机，似乎任何变故都无法避开他的敏锐洞察。果不其然，就在当夜，发生了重大事件。
五
夜幕降临时，我匆匆从北京军区赶至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一场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简短会议，议题是关于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我的内心充满了紧张与不安，思绪不断被毛主席下午接见时的言论牵扯。我心中琢磨，林彪的问题似乎远未解决，而他至今未表露悔意，这场斗争的未来走向，究竟是朝着光明还是继续陷入黑暗？
会议持续至深夜十一点多，忽然，工作人员紧急将周总理请了出去。周总理随即消失在电话间，会议亦随之暂停。直至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总理将我召唤至电话间。他告知我，林彪意图乘机逃离，命我立刻前往空军指挥中心，接替他的位置，负责指挥工作。听闻此讯，我深感震惊，未及深思，便迅速步出人民大会堂，乘坐车辆急驰向空军大院。
此刻，上演了一场关乎我党我国家命运的、扣人心弦的、震动海内外的重大事件——“九一三”事件。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再次打乱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部署，搞得他们措手不及，乱了阵脚。
在审慎梳理林彪叛逃事件的过程中，我们核实了以下事实：当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已于9月12日下午重返中南海的消息后，他于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中，对着同伙们连声疾呼：“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他的惊叫宣告了沿京沪线针对毛主席的暗杀阴谋已完全失败。随即，他拨通了北戴河林彪、叶群的电话，告知情况有变，需调整计划；并指示周宇驰等人执行《“571工程”纪要》的第二套方案，即刻着手制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方案及人员名单。在紧张而紧密的商议后，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前往北戴河。
夜幕降临，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假借为林立衡与其未婚夫张清霖举办订婚仪式的幌子，实则紧张地部署着南逃的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率先在西郊机场的隐蔽据点里，密谋制定南逃至广州的详细计划。不久之后，王飞与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情报部长贺德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大楼内召开会议，对南逃所乘坐的飞机、人员配置以及携带的武器装备等事宜进行了细致的策划。
他们精心策划了南逃行动，预备了五架飞机。按照既定计划，林彪与叶群将在9月13日的清晨8点，乘坐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直飞广州。与此同时，另一架三叉戟飞机将在7点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搭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相关人员一同前往广州。此外，还额外准备了三架飞机，包括一架伊尔18、一架安24和一架安12，它们也将一同飞往广州。
夜幕低垂，11时整，叶群仍拨通电话，向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了解飞机的准备状况。在此之前，吴法宪已向胡萍下达了明确指示，要求将大型飞机全部备妥，以便随时调动至广州。
在当前这一紧急关头，平日里与叶群关系不睦的林立衡，毅然向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宏以及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汇报，揭露了林彪、叶群密谋逃离的阴谋。
正如我先前所述，这一幕随即上演。当时，周总理正于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主持会议，他转至东大厅的电话间，接到了从北戴河传来的紧急报告，内容是林彪意图南逃的消息。
周总理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应对这一重大事件，他指示张宏对情况做进一步核实，并指令吴法宪彻查256号三叉戟的具体情况，询问吴法宪是否知晓有飞机前往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当时并未直接回应，而是表示需查询空军调度室。随后，周总理通过北戴河的张宏，核实确认下午确实有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山海关机场。
周总理迅速联想到山海关机场的管理权属于海军。随即，他紧急召见李作鹏，询问关于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情况。李作鹏也回应说需要调查一番。
此刻，周总理发布了一道命令：“必须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共同下达指令，方准放飞。”然而，李作鹏却擅自篡改了指示，改为“任何一位首长单独下令放飞，即可放飞。”他更是未安排山海关机场采取相应措施，以阻止飞机强行起飞。
夜幕降临，大约在子夜时分，周总理亲自拨通了叶群的电话，就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专用飞机一事进行详细询问。
周总理问叶群是否知晓北戴河专机。
起初，叶群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随后，她转而说道：确有此事，乃是我之子偶然落座于此。林副主席曾提及，若明日天气晴朗，他打算乘机空中翱翔一番。
叶群的回答令周总理警觉。
周总理询问叶群：是否计划前往其他地区？
叶群：本欲赴大连。
周总理：夜间飞行不安全。
叶群表示：“今晚不宜飞行，建议待至明日清晨或上午，待天气转好后再行动。”
周总理曾强调：“务必要精确掌握气象动态。”若有必要，我愿亲自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叶群听闻周总理计划前往北戴河，心中愈发焦虑。她深恐周总理的到访将导致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图谋化为泡影。因此，她屡次恳求周总理放弃前往北戴河的打算。
周总理在与叶群通话结束后，即刻派遣我前往空军作战室，并指派杨德中陪同吴法宪前往西郊机场。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必须通宵达旦返回北京。
此刻，驻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胡萍，听闻周总理正在追查256号三叉戟事件，心中不禁凛然，意识到林彪南逃的阴谋已被中央洞察。他随即拨通了山海关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专机驾驶员）的电话，指示其以飞机出现故障为由，暂不能返回北京。同时，胡萍责令周宇驰立即通知林立果，告知其阴谋已暴露无遗，需及早作出应对。
林彪在获悉这些情报后，言辞果断地表示：“今夜无论如何也难以安眠，得立刻收拾行装，即刻动身。”叶群则更加慌乱，急促地喊道：“快！务必迅速！”
林彪依循其自拟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将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定为上策；若此策不成，则退而求其次，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为中策；若连中策亦不可行，则最后的选择是北逃，寻求国外避难。如今，上策和中策均已落空，林彪、叶群、林立果只能孤注一掷，选择下策。他们迅速登上配备有防弹功能的红旗轿车，以每小时超过一百公里的速度，赶往山海关机场。
当时，山海关机场的工作人员赵雅辉、佟玉春、王学高、周振山、刘三儿目睹了林彪、叶群等人仓皇逃窜的狼狈场景。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以惊人的速度抵达机场停着的三叉戟飞机旁。车辆尚未完全停稳，林彪等人便匆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手持手枪，狂呼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叶群头发散乱，林彪光头油亮，慌乱中奔向驾驶舱门口。由于没有客机梯子，这伙叛徒只得匆忙攀爬驾驶舱的小梯子。刘沛丰首先爬了上去，叶群在往上爬时，林彪紧随其后，林彪的秃头甚至顶到了叶群的脚。他们不顾机组人员尚未全部就位，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有登机，飞机滑行灯也未开启，机舱门也未完全关闭，飞机便仓促启动，强行滑行。在滑行过程中，右机翼撞坏了滑行道旁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任何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于零时32分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慌不择路地逃窜。
六
当我匆匆抵达空军作战值班室，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副参谋长白云已亲自迎我入内。室内，作战、侦察、情报以及通信等相关部门的人员悉数在座。我随即传唤正在天安门广场为国庆阅兵进行排练的空军参谋长梁璞。不久，空军政委王辉球亦莅临现场。我注意到标图板上标注的256号飞机正沿北方航线飞行，已穿越承德，抵达内蒙古领空。我即刻将飞机的飞行轨迹及精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做了详细汇报。
周总理将和空军作战室调度员通话。
周恩来总理询问：“通过无线电向256号航班发出信号，他们能否接收到？”
“能听见。”
周总理指示：“我需要与潘景寅同志（已知其为该机驾驶员）进行交谈，请立即为我建立联系。”
调度员说：“他操作机器，未回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向周总理报告：“未回应。”
此刻，飞机玩弄了一记巧妙的手段，先是向西方飞行了一段距离，随后才转向北方继续飞行。
我紧张地盯着飞机方向。
梁璞直言：“此架飞机的飞行轨迹迥异寻常，情形实属异常。”
“特点是什么？”
梁表示：“首先，这并非国际航线航班；其次，飞行方向是朝北的，飞机即将越过国境，抵达蒙古；再者，飞行高度处于低空。”
我端坐于标图板前，持续向周恩来总理汇报飞机的实时位置、飞行高度以及航向等关键信息。
飞机即将越境，我向周总理请示，是否需要派遣飞机进行拦截？
周总理曾对我言道，在您之前，吴法宪也曾向上级请示过。毛主席的回答是：“林彪仍旧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啊！”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宜阻拦，让他翱翔去吧。”周总理亦曾强调：“林彪身为党中央的副主席，若将其推下台，我们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呢？”
由于梁璞等人对机上乘客身份一无所知，他们再次迫切地向我询问对策。我唯有答复：“这架飞机不得攻击，不得拦截，任其飞行。这是总理的命令。”
恰如预期，我在9月13日凌晨1时50分，目睹了那架飞机跨越国境线的壮丽瞬间。
自此，总理屡次叮嘱我们务必查明256号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所装载的燃油量，以及是否在山海关机场进行了加油，并依据其携带的油量推算出其最大航程。经核实数据并计算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该飞机绝无可能抵达乌兰巴托，遂将这一情况和我们的观点详尽地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
空军作战部与司令部办公室，林立果所率领的小舰队在此盘踞。正是在这座楼中，不久前才举行了一场有关南迁广州的部署会议。我仅携一位警卫参谋守候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内。当小舰队成员听闻我的到来，顿时四散而去。起初，王飞曾露面一次，随后亦离场，这无疑表明他们的阴谋行为难以公之于众。
飞机一旦越境，其后果将如何？国内外局势将面临何种变化？我们心中充满忧虑。据推测，林彪可能逃往苏联，毛主席和周总理已就应对由此引发的各类事件进行商讨，并做好了最恶劣情况的准备。
即刻，周总理受党中央之命，下达了紧急指令，派遣陆军部队进驻我国境内所有军用与民用机场。严格实行全国范围禁飞，任何飞机不得擅自起飞。与此同时，他亦通知政治局成员即刻前往人民大会堂，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进行讨论与决策。
遵照南京军区的命令进行部署之后，许世友将军立刻将电话连线至空军作战值班室，语气坚定地对我说：“李德生同志，务必全力以赴，严密守护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安全。”
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周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绝不能让它飞走！”
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人，他们既不知所以，也不知所措，一个个神色紧张地站在那里。我也不便向他们解释。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机呼叫返航，直升机不听不理。
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起飞8架歼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
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6飞机和直升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8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6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事后得知，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6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七
林彪的飞机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我们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周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通报各地党政军领导，方能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他说：“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直到对方答：“懂了。”他才放了心。
他还要随时将各方面情况报告毛主席。
待一切安排妥当，已经到了9月14日中午。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林彪的叛逃，你们逃脱不了应有的责任。他随即宣布：黄、吴、李、邱应暂时停止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身问题，并积极揭发和交代林彪的罪行。
八
在林彪企图叛逃之际，中央对当时的状况尚仅限于知晓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过失，及其持续采取的不配合态度。毛主席在南巡途中，对一些异常迹象有所察觉，进而提升了警觉度。然而，林彪的背叛逃亡，使得事件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尽管如此，关于他策划阴谋的全面内幕与详细情况，证据仍旧稀缺，同样，也未能明确事件涉及的其它人物以及可能出现的后续情况。
务必迅速查明真相，并坚决遏制林彪残余势力可能引发的事端，这在当时显得尤为迫切，亟需我们迅速行动并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短短十天之内，我们便彻底查明了林彪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来龙去脉，并掌握了确凿无疑的证据。
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果断下达了禁飞令，并派遣陆军力量进驻机场进行警备，同时迅速启动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他及时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成功扣押了尚未登机叛逃的人员。13日，直升机迫降后，通过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交代，周总理立即通知广州军区，迅速抓获了从北京乘坐火车前往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暗中布局的十几名“小舰队”成员，他们甚至未能走出火车站便被当场拘捕。在北京，查封了林立果的多个秘密据点，并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了监护措施。在北京、广州、上海，林立果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的骨干成员也被悉数拘留。在短短一两天内，成功将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核心分子一网打尽，使得林彪的“联合舰队”及其“分舰队”迅速丧失了活动能力。被捕人员随后被集中在西郊的亚非疗养院内接受审讯，起初他们并不配合，有的抵赖，有的轻描淡写，有的装疯卖傻，有的甚至誓死效忠林副主席。直到被告知林彪叛逃后坠机身亡的消息，这些人才像泄了气的皮球般，那种曾经被大肆宣扬的“江田岛精神”（即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清查，进展非常迅速。
“望遵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林彪 九月八日”，“永胜同志：时刻挂念于你，望始终保持乐观，注意保护身体，如有事可面见王飞同志，敬礼 林彪。”直升机迫降后，周宇驰为销毁罪证，将这两份反革命手令撕成数十片碎片。当部队和民兵在现场搜集并上缴这些碎片后，周总理在其办公室内与我们一起辨认，他亲自细致地拼接，确认这些碎片确系林彪亲笔所书。这一证据确凿地揭示了，林彪正是这场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的投案自首并如实交代，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9月14日中午，我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利用中午时间，把我安排到京西宾馆休息一下，我刚躺下，军委1号台总机传来电话说：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有急事找我。当时我想，我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近40小时，始终没有见到作战部长，怎么现在出现了呢？我让秘书与他联系，他说要投案揭发重大问题。我顾不上两天两夜没有睡觉，马上叫他来见。鲁珉一见到我，放声哭着说：“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犯了杀头之罪，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他那双红肿而几乎睁不开的眼睛，不断地流着眼泪。我听了很吃惊，原来只认为林彪要阴谋篡党夺权，竟然还要谋害毛主席。
鲁珉
“林彪谋反，有的是想干而不敢干，有的是叫干而不愿干。”而鲁珉便是那些叫干不愿干的人之一。
鲁珉当时揭露并交代了林彪一伙的其他罪行细节。在他的陈述完毕后，我随即要求他在揭发交代材料上签字确认，并立刻将这份重要的材料报送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审阅后，很快给我来电表示：鲁珉的揭发交代至关重要，一方面表明尽管林彪反革命集团控制严密，但并非铁壁铜墙；另一方面揭示出林彪是一位口蜜腹剑、表里不一的极端残忍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为查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开辟了重要的突破口。之后，当鲁珉被收审至亚非疗养院时，为他单独配备了房间，并未派遣专人看管，同时允许他与妻子及子女共同居住，并可自由行动，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坦白从宽、区别对待”的政策精神。
一项关键证据的发现，即林彪策划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缴获，为清查工作带来了新的重大进展。9月14日，依据中央的指示，总政治部动员了大部分力量，分别派遣至各重点单位指导并掌控清查事宜。其中，一支工作组被派往亚非疗养院审查被捕人员，另一组则前往林立果一伙的秘密据点搜查罪证材料。该工作组特别前往空军学院，并在抵达后对学院进行了动员，号召大家全面揭露所见所闻。大约在十七八日，林立果秘密据点食堂的工作人员交出一个小本子，声称是住在那里的人未能带走。总政工作组同志阅后立即呈送给我，指出其中记载的内容极具反动性。经我审查，发现内容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并详述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该计划分析了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并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及纪律等。然而，无法确定其具体成文时间和方式。我随即派人审讯李伟信，询问详情。李伟信交代，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遵照林彪的命令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中的内容即为于新野当时所记的政变纲领。我将原件和李伟信的交代迅速上报给周总理，周总理随即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审阅后，认为这是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份，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九
梳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孽，是一项既紧张繁重又艰巨复杂的任务。首先，林彪为达其反革命之野心，纠集党羽，结党营私，构建了一个以“大小舰队”为核心的反革命团伙。他们通过所谓的“路线交底”和“效忠行动”，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其次，林彪及其同伙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波及众多高层领导、关键部门和其严密掌控的单位，且主要集中在我军内部。最后，鉴于当时保密的需要，林彪叛逃事件的信息仅限于传达至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的主要领导，清查工作尚无法公开、全面地展开。
“我的问题与你们难以解释清楚，我需要前往北京去陈述。”关光烈被押解至北京后，我亲自与他进行了谈话，向他阐明政策，他最终基本上坦白了自己的犯罪过程和事实。
为掌握黄、吴、李、邱的最新动态，周总理特地指示我与其进行接触。有人曾担忧前往他们居所可能遭遇风险，然而我深知这关乎周总理交办的重要清查任务，即便面临再大的危险，亦需勇往直前。大约在9月18日，我抵达黄、吴、李、邱的住所，逐一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四人的态度不尽相同，均声称将认真进行自我检查，却无人具体陈述自己的错误与罪行。汇报结束后，我向周总理及时传达了黄、吴、李、邱的态度和动态，确保他能够及时掌握相关信息。
空军机关在林彪的严密掌控之下，堪称其破坏行为的“重灾区”，因而自然成为清查工作的重点对象。在与空军党委几位常委的交谈中，我与吴法宪展开了直面交锋。调查发现，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吴法宪为了响应林彪在庐山对党发动的攻势，指使林立果在空军“三代会”上发表了所谓的“讲用报告”，其中狂热地吹捧林立果为“放出了一颗政治卫星”，称其为“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进一步查明，1970年8月，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竟作出了“空军的一切事务均可由立果同志调遣，空军的一切事务均可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在林彪的示意下，吴法宪瞒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擅自将空军指挥大权转交给了林立果。
为推动清查工作不断深化，中共中央于9月18日发布正式通知，向全国各地的领导和军队主要负责人通报了林彪背叛党、国，最终自取灭亡的详细过程与事实真相。通知强调，林彪作为潜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行引爆，实乃幸事。追随林彪走向绝境的，不过寥寥数人。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与林彪明确划清界限。对于坚决与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无论其过去是否受到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中央都将一视同仁，给予关爱，绝不动摇信任。各级党委需深入挖掘和严厉批判林彪的错误与罪行。
在此期间，党中央向担任党政军要职的资深同志通报了林彪事件，这一消息激起了老帅、副总理以及众多老将军的强烈愤慨。即便身患重病，陈毅同志也坚持出席座谈会，与聂荣臻、萧克等众多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在会上揭露了林彪历史上的种种错误，并严厉谴责其背叛党和国家的罪行。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邓子恢、萧克、曾山等同志还亲自撰写了书面材料，对林彪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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